“我的故乡是太湖的西山岛，屋后是苍翠的山岭，名字叫做缥缈峰。”中国科学院太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站站长秦伯强对太湖有着独特的感情，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他，1995年学成归来，通过湖泊研究将自己的一生与太湖维系在一起。

“亲眼看着生我养我的湖水越来越浑浊。”秦伯强说。从改革开放初开始，太湖流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经济增长很快，但污染情况也日益严重，太湖水质严重富营养化，最终导致2007年蓝藻大面积爆发。经过以控磷为主要目标的“零点行动”和全流域大规模治污行动，在近10年太湖流域GDP平均增速翻番，人口增长近千万的情况下，太湖水质保持了稳中向好的态势。

太湖水的清浊变化，折射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深层冲突与矛盾。原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对人民网记者说，这既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40年，也是环境保护工作在曲折中前行的40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亲自推动，身体力行，通过实践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全党全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遵循。

理念之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万本太1981年在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参加工作，2015年从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任上退休，职业生涯全都奉献给了环保事业。回顾历史，他说，“40年来，环保的地位不断上升，机构不断强化，投入不断增多，环境质量由恶化到扼制再到转好，最可喜的是环保工作由环保部门孤军奋战到现在的全党全社会都在干环保。”

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曲格平告诉记者，“我做环境50年了，成天愁眉苦脸的。”“我开怀大笑是十八大。”曲格平的这番话也反映了中国环保历程的艰辛曲折与峰回路转。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环保的历程分成前后20年。前20年以发展为主，一些地区不顾一切去谋求经济发展，发展规模虽然有限，但是特别粗放。后面20年，环保的目标开始纳入到整个经济发展之中。

马军说，改革开放之初，你在大街上找一个人谈环保，那人很可能跟你说，还是先发展更重要。对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中国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虽然早在1983年环境保护就被定为基本国策，但由于地方党政领导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机械理解，片面地追求GDP，忽视了经济发展与资源支撑、环境容量的协调，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而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的局面。这既有不正确的政绩观作崇的原因，也有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发展方式粗放的原因，还有对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生态规律认识不够把握不当的原因。

万本太说，“我们既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保护，这是竭泽而渔的作法。又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不去发展经济，这是缘木求鱼的作法。”环境问题实际上是发展不足和发展不当造成的，而环境问题的消除也必须靠大力推进科学发展、绿色发展来解决。

作为习近平“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浙江省安吉县曾走过“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的歪路，也走过“以为绿水青山会自动变成金山银山”的消极保护的弯路。

“这些年来，我们始终把生态环境的优势不断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优势，不断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去年年底，一二三产的产业比达到8.2：44.4：47.4，实现了“3、2、1”的产业结构。”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随着我国践行科学发展观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在发展方式上实行大转变，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在社会的文化价值理念上也进行大变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是说绿水青山就是经济财富、社会财富，也是说只有爱护绿山青山，才能保护金山银山的基础和源泉。这是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逻辑基础。

力度之变：每隔10年一次机构升级

40年，环保机构不断强化。从1978年至2018年，环保机构改革几乎每隔10年进行一次升级和调整。1988年，成立了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的国家环保局；1998年，成立了正部级的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组建了国家环境保护部，成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2018年机构改革组建了生态环境部。环保机构的规格越来越高，职能也逐步强化。

40年，环保投入不断增多。据万本太介绍，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上世纪80年代初仅为0．51％，2000年才突破1%，2008年达到1．49％，2016年达1.9%，2020年有望突破2%。国际上的经验证明，当一国的环保投入占本国GDP比例高于2%之时，环境质量开始实现好转。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曾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可以说是五个“前所未有”：一是思想认识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二是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三是制度出台频度之密前所未有。四是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五是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环保力度越来越“硬”。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加强环保工作的态度明确，决心坚定。国家层面对环保工作的布置细致，目标明确。中央环保大督查威力大，形成了一种高压态势。地方党政领导环保目标责任制落的实，尤其是实行党政同责、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河长制、约谈限批等制度，效果明显。舆论监督的作用也明显加大，今年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生态环境部密集公布了53个典型案例，这种主动曝光的做法，大大推动了环保问题的解决。

万本太说：“建立好的常效机制。以中央的名义进行环保大督查机制好，名正言顺，各级政府都重视，所以工作有实效。”据悉，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共受理有效举报38165件，责令整改22561家；立案处罚5709家，罚款51062万元；立案侦查405件，行政和刑事拘留464人，约谈2819人，问责4305人。

“对于问题通报，我深受教育和警醒，我作为市政府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应该进行深刻检讨。”今年5月11日，在生态环境部举行的约谈会上，广州市副市长马文田就该市多家企业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政府部门监管失职表态。有媒体根据公开报道的统计，截至5月中旬，已有61个地方政府被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约谈。

“追责动真格的，而且不是找垫背的，是谁的责任就追谁的责，这一点震动尤大，警示作用明显。”万本太说。

转型之变：将市场让给做得好的企业

不可回避的是，经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会给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找到平衡点。”马军说，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不顾一切，这样的发展模式对经济发展本身也会产生问题。

“没有环保底线，大家恶性竞争，整个产业也都被拖累。”马军认为，不能守法的就应率先出局，将市场让给做得好的企业。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一定要转变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人为的去推非常困难，但如果用环保作为一种尺度去度量，用更加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去推动，转型可以更加高效。

位于东海之滨的宝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我国钢铁企业的领跑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同日，宝钢建设打下第一根桩，40年来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作为传统制造业的钢铁，在我国经济全面转型发展的路口，高能耗、高污染，让钢铁从“香饽饽”变得“受人诟病”。据媒体报道，宝钢曾身陷“污染门”，面临“1吨钢赚不到5分钱”的现实困境。

面对环保要求，建设城市钢厂、走产城融合之路、与城市共生共荣，是宝钢股份唯一的选择。尽管钢铁业竞争日趋激烈，尽管宝钢提出了“一切成本皆可降”的理念，但环保投入，却是宝钢为数不多的几个舍得花钱的“刀刃”之一。公司投入100多亿元，一揽子解决原料、烧结、炼焦、高炉各单元环保装备、技术相对落后的问题，直接对标国家、国际最严排放标准，甚至超前考虑未来更加严苛的指标要求。


宝钢还利用自身优势，消纳处置城市废弃物，利用高炉、焦炉等冶金炉窑功能消解上海发电厂产生的飞灰，实现了生产与环保、工业与城市相得益彰的和谐发展。

“不见烟雾满天，唯看白云悠悠；未闻噪声阵阵，且听鹿鸣呦呦。”今日的宝钢人经常在朋友圈展示“花园钢厂”的美景。宝钢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宝钢股份总部2017年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10%，超额完成上海市下达7%的年度责任目标。

宝钢所属的宝武集团董事长陈德荣指出，过去两百多年钢铁工艺技术革命的核心是解决“效率”问题，未来钢铁工艺技术革命的核心是要解决“清洁制造”问题。

环保并没有影响宝钢经营业绩保持良好态势，今年前三季度，宝钢股份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15.7亿元，利润总额再次刷新上市以来最好水平。宝钢称，公司顺应国家要求、眼睛向内，着力提升自身经营效率、大幅削减成本、夯实资产、降低负债，保证了公司的可持续增长。

曲格平说，建设一定要建，环保一定要保，两者是可以同步发展的。

参与之变：美丽中国 我们都是行动者

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当日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凸显公众参与对于环境治理的重要意义。

环境的质量与公众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众参与对于推动环境治理具有重要作用。每个人日常的节水节电节能对于保护资源和环境就能起到很明显的效果，公众参与到环境决策、环境管理，对企业能起到监督作用，这将有利于从源头上治理污染，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马军提到，从全球范围来看，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国公众参与环保治理是从20多年前起步的，最初公众参与环境监督非常困难，在监督当地企业的工作中，环保组织和企业、地方政府常常有很多矛盾，但是这几年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主动出钱聘请环保组织作为独立的监督者。

徐鸣是江阴市一家工厂的机床操作工，也是一名环保志愿者，闲暇时间利用12369的微博微信平台监督当地企业，发布污染源、位置简图等信息，并@当地环保部门，一起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他举报的多起案件都已被相关部门处理。徐鸣说：“虽然环保志愿者有时不被人理解，但自己心中有着对蔚蓝天空的向往，中央到地方都在关注并重视环保，自己为保护环境做出努力，在这个过程中环境不断改善，觉得很欣慰。

公众参与显然有利于推进政府制定相应的环保政策。马军回忆说，在2011年的时候，政府首先出台了一个版本的环境质量分析标准，里面没有提到监测和发布PM2.5。后来，公众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发出声音，希望能够了解这些数据。随后，政府作出决定，从2013年开始监测和发布PM2.5。“公众对于最微小颗粒的关注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信每个人的参与才是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终极的动力。”马军说。

秦伯强则说，“这一辈子就卖给太湖了，我现在也五十几岁了，可能我退休的时候，太湖的水还没有治理好。但是我们的年轻人也上来了，他们知道太湖该怎么去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强调，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们正沿着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阔步向前，走向一个“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的美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