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从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来看，整个产业链的“绿色”转型，也应是必然的题中之义。为什么要提出“绿色全产业链”这个重要命题呢？这需要从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产业政策导向说起。

其实，中国早在“九五”期间就提出了产业转型升级。自此以后，各地政府在制定产业规划时，都考虑采用多种产业政策推动转型升级。但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出现政策意图和预期效果不一致、甚至适得其反的情况。

全球分工细化与需求分化趋势下，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创造链产生了空间分离，形成了产业链和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跨地区分布特征。后发地区主要依赖“资源和环境低价”获得竞争优势，先发地区则倚重“专利保护和渠道控制”。前者主要布局了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链环节，后者则更多地布局了清洁环节。

中国作为后发地区，更多地布局了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链环节。一些具有清洁节能、代表新技术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经常被各地政府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进行政策鼓励。受到鼓励的产业会在不具备成本优势的情况下大规模扩张，在产业关联的作用下，上下游产业规模也会随之扩张。如果某些关联产业具有高消耗、高污染特征，那么，政策鼓励的结果会同时带来与转型升级相逆的污染产业扩张。由此造成中国本土的“内涵能源”、“内涵排放”甚至“内涵生态容量”都很高，对外贸易往往存在高额的环境逆差。据可信的研究表明：2000—2013年期间，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共向世界输出了47.6亿吨标准煤的能源。并且由于存在能源补贴，每年有10%的补贴又通过出口净补贴给了国外消费者。

如我国羊绒产业，一只山羊对草场的破坏力相当于20只绵羊，100亩草场不足承载10只绵羊，至少5只山羊产的绒才能织一件毛衣。在羊绒产业链“育种→山羊养殖→制绒→纺织→服装”等环节中，包括制绒在内的生态环境消耗高的产业链前端大部分留在了本土。我国生产了全球80%的山羊绒，80%用于出口。中国用最脆弱的生态支撑了全球的羊绒需求。在全球市场需求高涨的推动下，缺乏环境规制的结果导致了对“耗竭福地”的竞相追逐，因产业关联，极大地引发了产业链前端的产业规模。

在我国，很多产业都有类似的特征。目前，中国已有两百多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这些工业品的加工环节大多都具有高能耗、高排放特征。

缺乏全产业链绿色化观念的产业政策，在环境规制不完善的条件下，即使对清洁、高技术产业鼓励，也会因产业关联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导致产业链中“高消耗”与“高排放”环节大量布局在本土，清洁环节出口到海外市场，形成了本土全产业链反向绿色化的政策困境。